《长津湖》演员篇:为什么他们贡献了自己最好的表演?
【提示:含轻微剧透】
【文末有福利】
《长津湖》开篇,吴京独立船头,离家远去,身后是一片黎明中的湖光盛景。
导演陈凯歌很喜欢吴京的这段戏,“他在表演上也没使什么劲,但是你怎么那么伤感,觉得此一去没准就再回不来了,这就很厉害。”
陈凯歌说,《长津湖》拥有一组很强的演员,你会随机地发现在一个镜头里,演员的表现打动了你。
博纳老板于冬则评价,每位演员都在《长津湖》里贡献了自己最好的表演。
《长津湖》的拍摄难度很大,战争戏充满了技术挑战,大场面戏对调度要求颇高,演员们必须具备专业素养,和幕后团队一起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而在短短半年的拍摄期里,演员们还要分别在三个导演的组里,完成繁重的拍摄任务。
历史上,志愿军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困难,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使命;
如今,《长津湖》剧组在面对拍摄期的种种困难时,也像战友一般相互扶持着、鼓励着,终于在国庆档交出了最终答卷。
演员们都表示,拍摄时的辛苦在历史面前不值一提,参与《长津湖》就是一种光荣,他们希望用自己专业的表演、用影像记录下这段历史。
拍好人物
在《长津湖》剧组,易烊千玺遇到了拍电影以来NG最多的一场戏。
电影开篇处,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在江边,助跑、转圈、丢石子打水漂,那也是他在《长津湖》的第一场戏,足足拍了16条。
这场戏的难点不仅是船的运动与演员动作的调度配合,对易烊千玺而言,更是找到伍万里初登场时野孩子般的感觉的第一次考验。
《长津湖》,易烊千玺
导演陈凯歌说,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镜头,这场戏也是推动演员和观众对角色加深理解。
“伍万里在江边上没什么事干,就扔石子,有过往的船只就把人灯给打碎了、把人风帆打漏了等等,他是没事干的这么一个少年,但是日后这又成了他在战场上的技能之一。他为什么投弹准确?这是做了一个铺垫。”
刚开机时,陈凯歌给易烊千玺描述了一个他在旅行中看到的孩子——可能也就10岁出头,一个女孩站中间打头,两个男孩站后面,浑身脏兮兮,进到餐馆里之后,谁也不怕、看谁眼睛也不躲闪、说话声也很大——这个眼神火辣辣的、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,帮助易烊千玺找到了伍万里最初的野性力量。
易烊千玺很感谢在陈凯歌组拍摄的这段经历,“因为陈导很会讲人物,一开始我们开机是在陈导的组里,事先把江边万里那些野性的底子给打住了,有了那些底子之后,根长好了,我后面进到战场的部分才会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。”
《长津湖》,易烊千玺
在《长津湖》中饰演七连指导员梅生的朱亚文,同样惊叹于陈凯歌对角色人性的挖掘。
在筹备阶段,朱亚文已经对梅生这个角色做了大量想象,他不断想象梅生和妻子女儿在一起的温存画面、想象梅生看到调令和报纸的感受、想象他一个人穿着军装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收到别人的微笑致敬,他把这些画面往自己的脑袋中装,通过这种方式更加接近人物。
进组后,每次陈凯歌给朱亚文讲戏,都让他对这个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认知。“听凯歌导演讲一段戏,我可以把这个连队和这些人物的情感关系重新梳理得更加完整,这些人物的出身是剧本上没有的,导演会给你表述这段历史,你第一天参军入伍的样子、你打过某某战役,导演在跟你说的时候,就好像影片一样一帧帧在你眼前放映。”
《长津湖》,朱亚文
陈凯歌说,如果“电影是导演的艺术”这句话能够成立,就在于每一个人物、每一段情节都应该在开拍之前,已经生长在导演的脑中,导演已经看到了这个人物的样子,导演的思路越清晰,对演员的帮助也越大。
《长津湖》的编剧是著名编剧兰晓龙,曾创作过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等军旅题材作品。陈凯歌认为,兰晓龙提供的剧本里,已经创造出了很清晰的人物形象,而作为导演,就是要把人物给拍好。
“过去战争电影不太重视这方面,觉得场面好看、炸点精彩就行了,但这次要有高标准,要让人物在线,把人物弄好,然后才能够进入战争”,三位导演达成了共识,《长津湖》的关键就是写好人物、拍好人物。
比如对于梅生这个人物,剧本在大量战争戏和动作戏之外,给他设计了家庭线,给这个人物更多情感的支点,也赋予角色一种文学性的凄凉。
《长津湖》,朱亚文
《长津湖》片场,陈凯歌
伍万里这个角色,更是有完整的成长线,电影开篇的几场戏,就给人物打下了多处伏笔。
“我们的一场戏是为下一场戏做准备,是有清晰的轨迹的”,陈凯歌介绍了江边段落的设计,“九兵团司令部夜里来叫万里他哥走的时候,你看他那表情反应,那时候观众已经能清楚地知道,他想跟他哥一起,他叫了他哥两次,他哥没理他,到第二天早上要走了的时候,他才说我要跟你打仗,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他出现在九兵团集结地合理不合理。”
易烊千玺说,饰演伍万里比较轻松之处就在于,编剧和导演已经给人物构建了一条清晰的成长线,演员只要顺着剧本走,就可以完成好角色。
《长津湖》,吴京、易烊千玺
二度创作
《长津湖》在2019年10月25日正式立项,因为疫情影响,推迟到2020年末才正式开机。
易烊千玺记得,2020年春节后,剧组已经准备去东北开工,当时那版剧本里的伍万里性格没有现在这么调皮,而是偏内向。胡军饰演的雷公在最初的剧本里,则是一个很沉默寡言、很有战斗经验的勇猛形象。
停拍期间,主创们不断完善剧本,角色的背景、性格都发生了不少改变,演员们也一直在丰富自己的角色,甚至还有一些片场的即兴创作。
比如胡军给自己设计了子弹壳做的烟袋、朱亚文要求自己的风纪扣始终牢牢扣好、易烊千玺给伍万里增加了抠脚的小细节。
《长津湖》,胡军
如今的《长津湖》,在文戏部分加重了战友间幽默逗趣的部分,残酷战争中间片刻的轻松欢愉,更显沉重。
总监制黄建新透露,易烊千玺写检查的那场戏,其实就是后来新写的。在拍摄过程中,主创们都觉得在真正的牺牲前,需要有这样一场戏,才能让观众更加为他们的牺牲感到惋惜。这段戏里,雷公和吴京构想了战争后回乡盖房子、娶媳妇,雷公还有和其他战友的互动,比如踢了李晨一脚,笑他当年尿裤子。战友情、对回家的渴望,在这场戏中得到丰富和强化。
胡军觉得,原版剧本里雷公的勇猛特点,其实和吴京饰演的连长、朱亚文饰演的指导员、韩东君饰演的神枪手,都有一些重复。后来他抓住了雷公是个炮排老兵的背景,放大了雷公一只耳朵听力受损的特点,改变了人物走向,也让角色之间多了很多有趣的互动。
《长津湖》,胡军
雷公是一个七连的老兵,经历了很多战争,胡军想到,这个老兵的耳朵一定不会好使,他让化妆师把自己的半边脸画黑,模拟出一种炮弹擦脸而过、留在半边脸上的斑点质感。一只耳朵则需要助听器,胡军和道具师一起寻找当时老式助听器的样子,长的短的,大的小的,尝试了很多种,最后确定了这个有特点、但又不会过于夸张过于喜剧化的助听器样式。
“希望观众能通过这样一个小东西,感受到雷公是一名老战士,经历过风雨,不是通过嘴讲出来的,而是通过一个细节让观众感觉到为什么他是炮兵排长”,胡军说。
因为一只耳听力不好的设定,延伸出了伍万里在雷公耳朵边骂他,结果反被骂的精彩桥段。胡军透露,这场戏也是在现场即兴改编的,原剧本中这个段落很长,而他觉得没必要那么长,可以精简一些,点到为止。
《长津湖》,胡军
最后雷公牺牲的一场戏,是很多观众的泪点所在。
《长津湖》大体上是按照时间顺序顺拍的,这也是胡军快杀青时的表演,情感浓度累积到了顶点。在原剧本里,雷公牺牲要说很长一段台词,胡军和导演徐克商量,让这个角色最后说出最简单又真实的话。
当一辆车砸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,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英雄,应该是怎样的反应?胡军的答案是:疼死我了。他在结尾处加上了这句台词,反映出人物当时最真实的状态。
另一句台词是“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”,胡军希望这句话不仅是代表雷公,也表达一种更广的意义,就是所有志愿军战士都想回家。
不仅台词有变化,最后雷公开着车带走标识弹向敌军冲去的这场大戏,在场面调度上也进行了很多即兴的改变。光是开车冲入敌军的那一个镜头,就拍了快三天,一趟就有上百个炸点,需要摸索炸点的位置、绑在车上的摄影机的位置, 一边拍一边调试,一边拍一边变。
胡军说,徐克就是一个变化很多的导演,“有时候不按剧本拍,可能我知道明天要拍这场戏,开始准备开始想象,但到了现场变了,你就得跟上他的节奏。你如果没有想法或者跟不上他的节奏,那导演说什么你就演什么,只是完成任务。你在跟上他的节奏时,你还能演出让导演觉得挺有意思的、甚至精彩的东西的时候,大家就开始开心了,那就是演员最幸福的时候。”
《长津湖》片场,徐克
互相扶持
从2020年深秋拍到2021年初夏,《长津湖》的拍摄长达六个多月。朱亚文说,从创作规律来讲,这相当于要经历两个疲劳期。
对朱亚文而言,拍摄《长津湖》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心理负担,“就是希望自己从创作上不要松懈,希望大家能够彼此搀扶着、互相警惕着,从创作意识上不要掉下来,这个其实挺难,因为时间太漫长了,6个月的时间。我们真的没有革命战士那种铁打的意志和身躯,我们还是在这个时代被保护得很好的,所以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。”
《长津湖》,吴京、朱亚文、胡军
总监制黄建新透露,《长津湖》是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带领的三个导演组同时在工作,且每个导演都有AB组一起开工。在这样重叠拍的情况下,剧组拍了半年多,黄建新算了算,如果三组不同时拍,那《长津湖》的拍摄要长达460多天。
在这个过程中,演员统筹是件相当困难的工作,“要抢演员的档期,天天算,所以我跟演员们说,你们不能外头有任何活,不然我们就没办法了”,黄建新说。
易烊千玺同样也感受到了疲劳期,“而且因为很多人在工作,要互相配合,不仅是工作量大,还要保持一个高效的工作状态,维持那么久,其实到两三个月的时候,大家都有点倦了,然后你还是要在那个状态下保持高强度、高水准的工作状态,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难熬。”
《长津湖》花絮,易烊千玺
如何对抗心理和生理的双重疲劳?
易烊千玺的方式是“工作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全部放进去,工作外就尽量休息”,而更重要的是,几位主要演员之间会相互加油打气,戏里戏外都是团结的钢铁七连。
朱亚文形容,大家是带着一点戏里的嬉笑怒骂,以男人的方式互相鼓舞着完成了这次的创作。
有一天,吴京和朱亚文分别在两个导演不同的组进行拍摄,吴京拍完了自己的戏份,并没有回去休息,而是去朱亚文的片场陪他。当时演员们相互约定,谁有时间就去其他兄弟的片场待一会儿、聊聊天,不要给任何人单兵作战的孤单感,要互相鼓励。
戏里戏外,吴京都是七连的带头人,他牵头搞了一个“小厨房”,收工后,最少也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,谁收工早就负责去镇上买肉,晚上大家一起吃涮羊肉,边吃边聊戏,或者唠唠家常。这个聚餐的520房间,成为演员们的充电站。
朱亚文说,吴京是主演里最话痨的那个人,每天都有聊不完的戏,有时候别人都睡了,他还陪着吴京聊天。“京哥在戏上比我们所有人都要经验丰富,但是他也在努力放下很多,他想让自己突破过往,他为角色做了更多,所以说他整个表现出来的就是特别像一个连长的状态。”
《长津湖》,吴京
易烊千玺在影片中饰演吴京的亲弟弟,最初进组时,对于吴京的话痨和热情,他还有点不适应。后来千玺发现,吴京有时候会把对待儿子的小习惯用来对他,两人建立了很好的互动。
易烊千玺意识到,三个导演组完成同一个故事,故事和人物状态怎么衔接,是一大挑战。而演员是穿插在三个组之间唯一的群体,他们有责任去互相鼓劲和互相提醒。“真的是幸亏有七连的这几个哥哥们,我们吃完饭对剧本的时候,我们才能真的互相串起来,把每个人物都很鲜明的样子呈现给大家。”
《长津湖》,吴京、易烊千玺
《长津湖》是一部群像戏,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亮点,但除了伍千里伍万里两兄弟,其他角色的篇幅相对有限。
如何演好一部群像戏?
朱亚文时时提醒自己,在这部戏中,一定不能让特别个人色彩的表演抢到角色前面去。他觉得,七连的战士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大家不是分别在诠释某一个角色,而是所有人要捆绑在一起演,所有人演的都是一个角色: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《长津湖》军装:中国人民解放军
因为戏份和档期安排原因,朱亚文正式开工比大部队晚了十几天,但他发现,落下的这十几天时间,他并不需要用技术来补足。只要心态对了,就能很快合上剧组的氛围。
“我觉得大家进入到创作的时候,心都很静,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出现在这个演员的序列里,知道为什么以前不拍《长津湖》而是今年拍。
因为在这两年的大环境里,在疫情面前,中国人这三个字太有自豪感了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,大家是放下了很多的个人感受,而是把那种群体的表现放在最前面。”
电影前半段,当七连战士在万里的入连仪式上,轮番报出自己的编号时,演员们也感受到了那股捆在一起的战友情。
在《长津湖》里,演员们有很多跑炸点、滚山坡的动作戏。易烊千玺在拍摄中脚部受了伤,但他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伤;朱亚文有一场戏是从山坡上滚下来N次,他说是在最近看到花絮时,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撞到了,但在当时,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疼痛;胡军被炸点崩着了,手流了血,就贴上创口贴,往上撒点土遮盖好,然后继续拍。演员们和导演们都表示,《长津湖》基本不用替身,大家都会亲自上。
拍摄《长津湖》的六个月,对每个演员而言都是一段难忘的旅程。
朱亚文说,在疫情后,演员会有强烈的表达,也希望能留下一些有意义的好作品。在第一个疲劳期,他觉得累是因为先要把自己的东西往外倒,但后来,他发现拍摄《长津湖》,他不仅倒空了自己,也装满了自己。他在拍摄中感受历史、经历历史、阅读历史,这个过程不断填满自己。
《长津湖》,吴京、朱亚文、李晨
近两年上映了不少主旋律大片,除了有献礼的任务,这些影片本身体现的也是一种集体创作意识。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,需要靠集体力量去战胜,在当下,体现集体创作意识的作品有其独特的意义——
不仅是电影界的团结,给观众带来好作品;也是演员的团结,放下对戏份的执着,奉献出拧成一股绳的默契表演,捆扎破浪。
《长津湖》,吴京、段奕宏、易烊千玺
《长津湖》电影周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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